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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

2000-12-28 来源:光明日报 本报记者 邢宇皓 我有话说

今天,经济学日益成为一门“显学”,但很多经济学读物中连篇的专业术语、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模型,颇让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普通读者望而生畏。今年7月,由金明善主编、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经济学家茶座》闯入了人们的视野,在这里,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谈经济话题、评经济学人、说历史掌故,在一个个看似信手拈来的故事中,引领读者走近经济学大门。近日,记者采访了《茶座》执行主编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詹小洪编审和著名经济学家、北京工商大学梁小民教授,和他们谈起了有关经济学和《茶座》的话题。

记者:人们为《茶座》的问世感到欣喜,是因为它给经济学读物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风格,说实话,让普通人能够看懂、乐意去读的经济学读物现在的确是太少了。

詹小洪:我自己一直是编严肃经济学刊物的,从1986年开始编辑《经济研究》杂志。的确专业的经济学杂志,很多非专业读者看不懂。《茶座》正是希望满足那些想了解经济学一般知识的读者需求。如果把各类经济学读物比作一台晚会的节目,与芭蕾舞、交响乐相比,《茶座》作为经济学边缘性的读物,更像是小品、相声,它强调的是可读性、趣味性和休闲性,它看重的是有趣的事例,轻松活泼的文笔。

梁小民:在某种意义上,写通俗文章难度更大。有人开玩笑说,如果让经济学家把东西讲得让你弄不明白,很容易:只要用几条曲线、几个概念就行了;而把高深的经济学道理通俗地讲出来,既不能歪曲、又要让人弄懂,是最难的事情。国外不少经济学大家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,比如克鲁格曼、弗里德曼、萨缪尔森、曼昆、贝克尔等人,他们或者通过通俗性的著作,或者通过在各种杂志上撰写专栏文章,将经济学道理,通过浅显的语言和通俗的事例向公众阐示清楚。相对而言,这方面是我国经济学界的弱项。过去,我们的很多经济学工作者习惯于前苏联的八股式做法,研究问题从定义、概念出发,甚至第一段写什么,第二段写什么,都有一个固定模式,不要说非专业人士,就是专业人士看起来也很头疼。

记者:尽管是通俗性的读物,读《茶座》却让人感到了一股浓浓的书卷气。

詹小洪:的确是这样,《茶座》的读者定位是“知识大众”,是那些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,也包括经济圈内人士,经济院系的大学生、研究生、青年教师,对经济学感兴趣的非经济专业人士。它突出的特点,就是大专家写小文章,它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国内一流的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。这保证了它的品味。《茶座》的可读性,是靠经济学知识本身的魅力,靠提供经济学的思维方法获得的。

记者:《茶座》中谈经济改革、经济现象很多都是从一些小故事中引发开的,但看问题的角度往往同一般人不同,总能让人拍案叫绝。

梁小民:这就是我们所说的,希望公众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。经济学家看问题看的是客观规律,一般大众看问题看的是社会现象。拿“通货膨胀”来说,美国做过一项调查,在没有学过经济学的普通民众中,80%以上的人认为,通货膨胀最大的害处是降低了他们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。但是,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,正常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并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,因为通货膨胀的过程也是工资增加的过程。拿我们国家来说,改革开放以来,物价涨了将近20倍,但总的来说,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不少。这就是经济学家看问题不一样之处,通货膨胀使每一块钱的购买力降低了,但总的货币量增加了。因此说,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并不在这儿,而是在其他地方。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,人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就不一样了。应该说,经济改革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,很多事情需要公众的理解、大众的支持。这种理解和支持,有时单靠作形势报告、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不到的。《茶座》将枯燥的经济学原理寓于轻松的休闲之中,就容易让大众接受。中国的经济学正急需这样一个通俗化的过程,一个面向大众、让大众接受的过程。

记者:我想,从公众方面来讲,渴望了解经济学的呼声在今天同样越来越迫切了。

梁小民:经济学往往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起点。过去,在计划经济时代,老百姓不用关心经济学,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市场经济的正确性,是以每个人决策的正确性为前提的,没有每个人的正确决策,就没有整个社会的正确决策。

最简单的例子,买房子、租房子哪个合算,有了钱要向哪方面投资,如何确定储蓄和消费的最优比例,这些都是老百姓关心的。

对于企业和企业家而言,经济学就更重要了。比如,保暖内衣大战,就充分反映了中国企业家队伍的不成熟。其实,对于内衣厂家而言,可做的东西很多。比如,国外流行时尚强调,“有格调的男人要穿像样的内衣”。而国内的内衣厂商不在这方面下功夫,而都挤在保暖内衣市场上,没有分析有效的市场需求、只是单纯模仿而缺乏创新的生命力。很多企业和企业家的“倒台”,也是因为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。比如史玉柱的跨行业经营。在经济学上,跨行业经营是可以的,但是有条件,多元化经营要以一业为主、稳扎稳打,而他同时伸手几个行业,这不是犯了简单的错误吗?

同样,我们的政府官员也需要学习一些经济学知识。如果通过讲故事,能够让大众从中学到经济学的道理,让每一个人在作决定的时候避免犯低级错误,我们的经济就更容易搞得好。因此,《茶座》倡导以通俗的方式推广经济学知识,这在今天是非常必要的。

记者:当经济学家们松开领带、抛开讲义、放松心态同公众“聊”经济学的时候,他们又会有哪些收获呢?

梁小民:国外很多经济学家,正是由于为公众撰写“小”文章而赢得了“公誉”。像弗里德曼、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,他们今天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,并不完全是由于他们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。对公众而言,他们家喻户晓,前者是由于为电视片写的解说词《自由选择》,而后者主要靠在《新闻周刊》、《财富》上刊登的专栏文章。同样,在《茶座》发表文章,也许不能完全代表学者的研究水平,但涉及公众对一名经济学家的评价。

同时,《茶座》上还为经济学家作学问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。经济学家不仅仅要在书斋里作学问、为国家出谋划策,还应该把经济学变成一种生动活泼、大家可以接受的学问。这不仅要求经济学家文字功夫要好,还必须有广博的知识面,对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自然科学等学科,都要有所了解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《茶座》所倡导的风格,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因为,很多经济学研究的突破,都是首先在多学科的交叉处实现的,而广博的知识面是实现这种突破的基础,也只有跨学科,经济学研究的水平才能提高。

詹小洪:《茶座》的问世,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在影响着经济学家们,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愿意为《茶座》多写一些文章。刚开始编辑《茶座》的时候,我曾估计全国能写好经济学随笔的作者不足50人。但现在看来,随着很多“新人”被发现,《茶座》的作者队伍远远不止这个数字。希望《茶座》能为我们的经济学界培养更多既能写经济学著作,又能写经济学随笔的作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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